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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于长征的电影写观后感400字

归档日期:10-19       文本归类:会师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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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旗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 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 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 这次会议是中国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国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 3月28日至 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军渭河封锁线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众所周知,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面,红军辗转十四省,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的英雄史诗.

  时至今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昔日腥风血雨刀、枪相见的地方早已恢复安宁,当富足和安康使我们把前辈们的努力只是看作历史书中的一页时,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段历史,去善待并铭记呢?我想真正值得记忆的,能矢志不忘的都已经融汇在我们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之中,通过我们的基因遗传代代相延.比如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纯朴敦厚……,“长征精神”是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一部分吗?或者说它和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其他部分有什么联系呢?直接查证“长征精神“是不是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组成部份,还需要时间的考验,但是找出它和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其他组成部分的联系确是现在就可以作的工作.

  惠于中华文明熏陶的华夏儿女,以孔孟之道、儒家学说等为基础的民族精神,除了作为修齐治平的政治理念外,还作为一种传统、一种信念存在于每一个老百姓的心中.在某些情况下就会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出这种精神的力量.

  “人本精神”究其本质而言是对人自身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相信,相信人类有把握自己、把握历史和命运的能力.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孔子对于超出人类的虚构存在“存而不论”,但是对于人间世界却充注了极大的热情,用他一生的心血建立起了自己严密而独特的哲学体系.在孔子哲学体系中,人学位居中心地位.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的学说是孔子人学的两大发现.自春秋以降,人类对于宇宙自然和人类自身的把握能力大大加强,但是却一直处于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即使是政府,也是为了某些特定人群,或者说是小部分人服务的政体.所以孔孟学说的仁义道德都还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和人自身力量的重视并未得以执政者的真正实践,而只是道德教化的宣传内容.

  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战士,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和人对于自身命运及其全人类历史进程的把握.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只有依靠人类自身努力斗争去争取权力才能够显示人类生存的价值.这点在我党长期的斗争史里面显现的酣畅淋漓,“不自由,毋宁死”,被剥削、被压迫不是老百姓“天赐”的命运.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中央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历时13个月零2天,纵横11个省份,长驱二万五千里,途中总共爬过18座山脉,走过600里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渡过24条河流,打过大小战斗300多次;红二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历时11个月,转战九省,行程一万六千里,进行大小战斗110次;红四方面军长征由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历时长达18个月,转战数省,行程八千余里,进行过大小战斗千百次.鉴于此,以色列军人伍大卫曾经评价长征,中国红军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全世界的珍贵财富,值得世界各国军人景仰和学习.可以说,红军在长征路上的经历是悲惨的,但他们的超凡毅力和精神却是悲壮的.身后有飞机大炮追着,还要空着肚子,光着脚走过没有路的“路”……这些在寻常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他们却圆满完成了.支撑他们走完漫漫长征路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为中国百姓谋幸福的崇高精神,从中闪现的对于人类自身力量的确认:人是万物之至尊.

  长征所完成的不仅仅是战略转移,还为新的革命阶段的到来酝酿了力量,最重要的是其对于人的生命、尊严的倡导和践行.长征,二万五千里一路走来,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权、发展权的斗争.人在社会上的存在,不仅仅要贡献义务,还要获得自身生存繁衍的条件,在当时内外夹击、重重压迫的情况下,人要想想获得真正称之为“人”的自由和生活,就必须斗争.长征和革命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就其精神内涵则是中国历史上不绝如缕的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追求传统的外在体现.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息繁衍的最原初的精神支持和精神动力.上下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孕育出了优秀的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民族更加的内敛和自谦,在儒家经典《论语》中论及“君子”的共有八十四则,对于“君子”的言谈、举止、交友、德行等方面都做出了论述,可以说,对于“君子”的内圣外王的期望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和最高精神境界的化身.在这八十四则里面,有一则是这样的: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孔子对于何谓君子的回答非常的简洁,“问心无愧,何来忧惧?”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君子了.这一则代表了我们民族精神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内省.

  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如果能一日三省,向自己发问,对自己剖析,那么还会有担心和恐惧的事情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世上有几人能够严肃认真的面对自己的灵魂呢?“知耻近乎勇”,推及一个政党,有没有勇气不断反省、及时更正所犯下的错误呢?有没有灵活辩证的思想去对待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而不是僵守旧模式呢?所以说,能直面现实、忠诚灵魂的才是真正的勇士.

  我们知道,长征肇始于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失败,之所以失败有多种原因,从我们主观方面来看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对战斗形势、敌我力量对比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红军的长征转移就是对于这个错误的及时弥补.但是也并非一帆风顺,党内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思想,可贵的是,我们的党却一直没有放弃同错误思想作斗争的努力,至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思想, 制定了红军后面的战略方针, 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 这次会议是中国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也是我们党发展历史上一次自我批判、自我检讨的勇敢尝试.在这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同错误同逆流的斗争不止这一次.真正的人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革命战斗形势的正确把握,一次次,不断的进行着向着正确道路的努力和前进.正是如此真诚和自觉的检讨才使得长征路成为一条走向队伍壮大和胜利的路.所以长征精神之一就是忠诚于自己信仰和灵魂的君子之勇.只有真正的战士才敢做出这样的内省和自查.

  “君正,莫不正”.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生力军,在历史抉择的重要关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而人民也因此在历史中选择了他们.儒家精神的传统践行者大多对于“君子之勇”只是停留在口头的表达和践行者个体行动的证实上,而作为以谋全人类幸福为主旨的政党,却可以从口头落实到实际中,超出从个体上升到到整体中.所以是君子之勇的传统的最好体现.

  《易经·象辞上传》中《乾卦》第一句是这样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讲出了什么?讲出了“天”与“人”的关系,讲出了人的自觉和努力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人的主体意识觉醒,认识到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时候,所要做的就是“自强不息”,而不是怨天尤人.而这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魂之一,是我们炎黄子孙生存、发展、壮大历史的最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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