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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的路程及经过的地点有那些?

归档日期:10-08       文本归类:会师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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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经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和陕西共11个省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2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最残酷的一仗自1930年冬到1933年夏,蒋介石在江西连续发动四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均告失败。他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的作战方式,调整部署,采取稳扎狠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办法,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对红军来说,屡战屡败的蒋介石这点伎俩其实算不了什么。只可惜此时红军已失去了以为首的正确领导,被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红军最终被逼上了远征的道路。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军队和200余架飞机,对红军各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他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三、第六两路军由北向南进攻苏区;同时以重金收买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出兵两个军封锁江西、广东边境。以所谓政治围攻、文化围攻、经济围攻、交通围攻,配合近百万兵力的军事围攻。红军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放弃了最拿手的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打阵地战,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之间,造成被动之势。而军队依靠兵力优势,五里一推,十里一进,给苏区增加了不少的困难。陈诚、薛岳部逐渐占领了广昌、兴国等地,迫使红军退至白水、头陂构筑工事。蒋介石看到红军采取打正规战和他拼火力,越发起劲了。他又调来重炮兵到江西配合他的10个纵队近30个师兵力加紧进攻,9月底,又攻占了宁都等地,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第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000余人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被迫开始突围长征。其中1军团19880人,3军团17805人,5军团12168人,8军团10922人,9军团11538人。此外,还有两个独立纵队:军委纵队4695人,中央纵队9853人。经过20多天的作战,红军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企图,于11月20日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25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追剿红军,同时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出主力部队到湘黔边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并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红军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长征中最残酷的一仗:湘江战役。

  敌人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前有湘江拦阻,左有广西军,右有河南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阀穷追不舍,处境万分险恶。25日,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令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第四道封锁线军团主力迅速前进,先头部队红2、4师各一部于27日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至当日晚,红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华里长的湘江两岸。此时,军委纵队距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赶到。可是,由于山路狭窄,加之后续部队携带着从苏区运出的大量物资,行动迟缓,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宝贵的机会白白地丧失了。11月29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我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5昼夜,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红军会成为“石达开第二”吗?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的正确领导地位。这时蒋介石又集中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而这时中央红军只有3.7万人,面十分严峻。为摆脱敌军,红军决定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开始北上,分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急进。由于敌先我占领赤水城,我攻城未果,军委决定首先集中主力围歼尾追的川军4个团。由于敌情变化,我未能全歼敌人。为避免被动,军委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主力分3路纵队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但此时敌人已在长江北岸部署了36个团的兵力,全力堵我北进,各路敌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向我逼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扎西集中。2月10日,正当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之机,军委决定避实就虚,调动敌人,转兵东进,再入黔北,寻机再打击尾追的薛岳集团。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向敌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挺进。24日我占领桐梓县城,准备夺取娄山关。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大娄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当时四川通往遵义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此部署了4个团的兵力,25日早晨,红3军对娄山关发起猛攻,经激战,于当晚攻占了娄山关。敌为夺回阵地,调集了约6个团兵力疯狂反扑,但都被我英勇的红军将士击退。在红1、3军团的打击下,敌仓惶南逃。为了不给敌以喘息之机,红1、3军团不顾疲劳,继续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重占遵义城,黔军弃城南逃。此时,向遵义增援的敌吴奇伟的两个师孤军冒进,我果断抓住了战机,红1军团以勇猛的行动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敌一部惊慌逃过乌江,并砍断浮桥,敌尚未渡过的1000余人和大批军用物资被我俘获。红2军团也于黄昏歼灭敌59师大部,遵义之战胜利结束。

  展开全部按长征时的行政区划和习惯称谓,红军长征经过的省为11个:江西(赣)、福建(闽)、广东(粤)、湖南(湘)、广西(桂)、贵州省(贵或黔)、云南省(云或滇)、陕西省(陕或秦)、四川省(川或蜀)、西康、甘肃

  1928年9月中央全会决议西康特别区正式建为行省。1935年7月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1939年1月正式成立西康省)、青海、河南、湖北、甘肃、陕西。行政区划为14个: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湖北、甘肃、宁夏、陕西。

  展开全部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 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 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 这次会议是中国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国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 3月28日至 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军渭河封锁线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展开全部红军长征时间:从193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至1936年10月22日红二、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红军长征历时两年零五天。

  按长征时的行政区划和习惯称谓,红军长征经过的省为14个: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原为四川一部分。

  1928年9月中央全会决议西康特别区正式建为行省。1935年7月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1939年1月正式成立西康省)、青海、河南、湖北、甘肃、陕西。按现在行政区划为15个: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河南、湖北、甘肃、宁夏、陕西。

  其中: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17至1935年10月19日,历时12个月零2天,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11省,行程二万五千里。

  红二方面军从1935年11月19日至1936年10月22日,历时11个月零3天,途经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青海、甘肃、陕西8省,行程二万余里。

  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3月下旬至1936年10月9日,历时1年零7个月,途经四川、西康、青海、甘肃4省,行程一万余里。

  红二十五军从1934年11月16日至1935年9月15日,历时10个月,途经河南、湖北、甘肃、陕西4省,行程近万余里。

  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兰山、临武地区。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他任命湘军头自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此时的蒋介石踌躇满志,得意洋洋,以为定能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了。

  11月20日,白崇禧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白崇禧同粤军和湘军一样,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以防红军进入本省或被蒋介石吞掉,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天之久。

  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红1军团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赶到界首,未经战斗就占领了这一渡口,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60华里的湘江两岸。这时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

  剩下的问题就是争取时间。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一道。遗感的是,纵队就是加快不了行军的速度。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足足4天,才走到湘江岸边。最高三人团是想将中央苏区整个地搬到湘西去。临突围前,雇了几千名挑夫,绑了三千多副挑子,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庞大的启方运输队。需要七、八个人抬的石印机,需要十几个人抬的大炮底盘,也舍不得丢下。在山间羊肠小道上行走,这样的队伍怎么能加快行军速度呢?

  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

  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湘江一战,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强渡乌江: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猴场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红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朱德电示红军各部,“偷渡部队不应小于一个团”。红一军团第2师进抵乌江南岸,其前卫4团逼近乌江界河渡口,进行火力侦察,准备渡江……详细经过

  四渡赤水: 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详细经过

  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它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大。如果红军过不去江,就有被敌人压进深山狭谷,遭致全军覆灭的危险。当红军大队人马向金沙江挺进时,蒋介石如梦初醒恍然大悟,认定红军的目的既不在贵阳,也不在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无疑”。1935年4月28日,他下达命令,控制渡口,毁船封江。就在红军进抵金沙江前夕,江边的敌人已将所有船只掠到北岸了。

  1935年5月3日,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接受了抢夺皎平渡的任务。他们二话未说,翻山越岭日夜兼程180里,当天夜晚就来到了金沙江边。在渡口,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一条船。原来这条船是送探子来南岸探查情况的,探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后来,他们又在当地农民的协助下,从水里捞出了一条破船,用布把漏洞塞上。

  然后,他们乘坐这两条船悄悄地渡到北岸。敌人的哨兵以为探子回来了,没有在意。他们来了个突然袭击,一举消灭了一连正规军和一个保安队,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渡口。后来,他们又找到了五条船,动员了36名艄公。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赶到了龙街渡口,红三军团赶到了洪门渡,但这两个渡口都没有船只,加上江宽水急无法架桥。军委命令他们迅速转到皎平渡过江。

  从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这7只小船从容地过了江。担任后卫的9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军委命令一直在黔西绕圈子,时东时西,忽南忽北,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5月6日,他们到了云南东川与巧家县之间,并于5月9日在树节渡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两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南岸。可是红军已经毁船封江,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蒋介石急令第2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汉源)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1个营筑堡防守。当晚,红1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率第1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25日晨,、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长征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一部在四川省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后,蒋介石急调川军2个旅增援泸定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迅速渡过大渡河,挫败军前后夹击红军的企图,决定红1军团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两路夹河而进,火速夺占泸定桥。

  27日晨,右路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2师第4团,由团长王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从安顺场出发,沿途击破川军的阻击,经2昼夜强行160公里,29日晨占领了泸定桥西桥头。泸定桥扼川康要道,全长100余米,宽2.8米,由13根铁索组成,横跨在汹涌奔腾的大渡河上,两岸是峭壁,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守城川军第4旅第38团(欠1个营)在红军抵达前,已将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悬空的铁索。是日16时,红4团第2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突击队员,在全团火力掩护下冒着川军的密集火力,攀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击,当接近桥头时,川军突然施放火障,突击队勇敢地穿过火墙,冲进泸定城,同川军展开巷战。后续部队及时投入战斗,经激战,红军占领泸定城,川军一部被歼,其余向天全溃逃。与此同时,红1师和干部团击溃川军的阻击,胜利到达泸定城,策应了红4团的夺桥战斗。接着,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包座战役: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在卓克基及其以南的地区的第5、9、31、32、33军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1、3、4、30军为右路军,由、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详细经过

  1935年9月13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由红1方面军第1、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由俄界出发,沿白龙江东岸。爬高山,穿密林,歼灭了一些敌人堵击部队,于17日到达岷山脚下的腊子口。

  腊子口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门户,口宽约30米,周围是崇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两个悬崖绝壁间夹着一道窄窄的山沟向上延伸,两边绝壁峭立。山中一道河水急流而下,隘口处的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横跨于两岸陡壁之上,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路。蒋介石在岷县、腊子口地区配置了两个师,妄图凭借天险挡住红军的出路。鲁大昌两个营的兵力驻守在腊子口,1个营扼守隘口,1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师主力配置在隘口以北至岷县一带,可随时增援。他们在桥头和山崖上构筑了碉堡,形成了交叉的火力网。

  清楚地知道,腊子口再险,红军也要攻下来,否则就得重回草地去。乌江、金沙江、大渡河没有挡住红军的前进,雪山草地红军都走过来了。果断地下达了“两天之内拿下腊子口”的命令。

  9月17日下午,红1军2师4团向腊子口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可是由于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从下午攻到半夜,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有成功。在半夜时分,部队暂停进攻,重新研究作战方案。根握新侦察到的情况和战士们的建议,他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政委杨成武率领第6连从正面进行夜袭,夺取木桥;如果偷袭不成就连续发动进攻,达到疲劳敌人,消耗敌人弹药,造成敌人恐慌的目的。另一路由团长王开湘率领第1、第2连,悄悄地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陡峭的崖壁,摸到敌人后面去。

  战斗再次打响了,正当正面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刻,迂回部队已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一个苗族战士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最先爬了上去,然后将事先接好的绑腿缠在树干上放下来,后来的战士拉着绑腿一个接一个地全部上去。他们突然出现在敌人的后方,吓得敌人魂飞魄散,扔下仓惶逃命。

  党中央率陕甘支队通过腊子口后,9月20日,进占甘南的哈达铺。至此,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区域,打破了蒋介石妄图利用恶劣的自然条件“困死”红军的阴谋。

  酣战直罗镇: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第1、3军团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极为不安,其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围歼红军、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详细经过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第1、3军团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长征。11月3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并将红15军团编入红1方面军,共约1.1万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极为不安,其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以董英斌部4个师为西路,自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以王以哲部1个师为东路,先由洛川前推,然后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企图东西对进,围歼我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地区。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

  11月20日,在飞机的掩护下,敌先头部队第109师兵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进攻,红军以一部兵力节节抵抗,逐渐将敌诱入直罗镇,进入了红军预设的战场之内。11月21日子夜,红1方面军主力分别由待机位置向敌展开,并于拂晓时突然向敌发起进攻。第1军团从正北和西北方向,进攻直罗镇北山,断敌退路;第15军团从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进攻直罗镇南山及东南地区,阻敌东逃。激战至14时,敌第109师大部被歼,其残部500余人退入直罗镇东南土寨负隅顽抗。此时,敌东西两路援军已迫近直罗镇。为继续歼敌,红1方面军以少数兵力围困敌第109师残部和阻击西援之敌第117师,主力则向西迎击东援之敌第106、111师。该两师遭我阻击后,因害怕被歼,于23日纷纷沿葫芦河西撤。红1方面军乘胜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敌第106师1个团。被我军包围在直罗镇东南土寨的敌第109师残部待援无望,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24日上午被我军全歼,击毙敌第109师师长牛元峰。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俘敌5千余人,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东征战役: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结束了战略转移,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放在了大西北。当时,日本导演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正在进行,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1936年1月15日,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各路东征部队进行渡河准备

  西征战役: 1936年5月5日,红一方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蒋介石坚持其内战政策,不仅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而且还继续调集大批军队,准备对我陕甘根据地进行新的围攻

  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有8.6万人,1935年到延安的1,3军团和军委纵队约8千人.

  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为1,3,5,8,9,五个军团和军委纵队.一四方面军会师后5,9军团随四方面军行动,5军团与33军合并为5军.9军团改为32军.红四方面军与红2,6军团会师后,32军2,6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

  红25军到陕南时为2500人,在陕南建立鄂豫陕根据地,部队发展到近5000人,1935年七月,25军主力3700多人由陕南出发,于9月到达陕北.

  4 1936年10月,中国领导的那场震惊中外的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 座丰碑。红军长征的胜利,不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世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征中所表现出的长征精神,更是具有现实意义。它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永远流传于世。

  ③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以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合的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同年11月和次年4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分别离开原有根据地开始长征。1935年11月,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也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1936年6月,第二、六军团组成第二方面军。同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合,结束了长征。其中红一方面军长征历时一年,转战十一个省,最远行程约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旗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 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 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 这次会议是中国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国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 3月28日至 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军渭河封锁线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众所周知,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面,红军辗转十四省,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的英雄史诗。

  时至今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昔日腥风血雨刀、枪相见的地方早已恢复安宁,当富足和安康使我们把前辈们的努力只是看作历史书中的一页时,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段历史,去善待并铭记呢?我想真正值得记忆的,能矢志不忘的都已经融汇在我们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之中,通过我们的基因遗传代代相延。比如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纯朴敦厚……,“长征精神”是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一部分吗?或者说它和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其他部分有什么联系呢?直接查证“长征精神“是不是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组成部份,还需要时间的考验,但是找出它和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其他组成部分的联系确是现在就可以作的工作。

  惠于中华文明熏陶的华夏儿女,以孔孟之道、儒家学说等为基础的民族精神,除了作为修齐治平的政治理念外,还作为一种传统、一种信念存在于每一个老百姓的心中。在某些情况下就会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出这种精神的力量。

  “人本精神”究其本质而言是对人自身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相信,相信人类有把握自己、把握历史和命运的能力。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孔子对于超出人类的虚构存在“存而不论”,但是对于人间世界却充注了极大的热情,用他一生的心血建立起了自己严密而独特的哲学体系。在孔子哲学体系中,人学位居中心地位。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的学说是孔子人学的两大发现。自春秋以降,人类对于宇宙自然和人类自身的把握能力大大加强,但是却一直处于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即使是政府,也是为了某些特定人群,或者说是小部分人服务的政体。所以孔孟学说的仁义道德都还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和人自身力量的重视并未得以执政者的真正实践,而只是道德教化的宣传内容。

  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战士,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和人对于自身命运及其全人类历史进程的把握。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只有依靠人类自身努力斗争去争取权力才能够显示人类生存的价值。这点在我党长期的斗争史里面显现的酣畅淋漓,“不自由,毋宁死”,被剥削、被压迫不是老百姓“天赐”的命运。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中央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历时13个月零2天,纵横11个省份,长驱二万五千里,途中总共爬过18座山脉,走过600里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渡过24条河流,打过大小战斗300多次;红二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历时11个月,转战九省,行程一万六千里,进行大小战斗110次;红四方面军长征由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历时长达18个月,转战数省,行程八千余里,进行过大小战斗千百次。鉴于此,以色列军人伍大卫曾经评价长征,中国红军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全世界的珍贵财富,值得世界各国军人景仰和学习。可以说,红军在长征路上的经历是悲惨的,但他们的超凡毅力和精神却是悲壮的。身后有飞机大炮追着,还要空着肚子,光着脚走过没有路的“路”……这些在寻常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他们却圆满完成了。支撑他们走完漫漫长征路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为中国百姓谋幸福的崇高精神,从中闪现的对于人类自身力量的确认:人是万物之至尊。

  长征所完成的不仅仅是战略转移,还为新的革命阶段的到来酝酿了力量,最重要的是其对于人的生命、尊严的倡导和践行。长征,二万五千里一路走来,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权、发展权的斗争。人在社会上的存在,不仅仅要贡献义务,还要获得自身生存繁衍的条件,在当时内外夹击、重重压迫的情况下,人要想想获得真正称之为“人”的自由和生活,就必须斗争。长征和革命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就其精神内涵则是中国历史上不绝如缕的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追求传统的外在体现。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息繁衍的最原初的精神支持和精神动力。上下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孕育出了优秀的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民族更加的内敛和自谦,在儒家经典《论语》中论及“君子”的共有八十四则,对于“君子”的言谈、举止、交友、德行等方面都做出了论述,可以说,对于“君子”的内圣外王的期望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和最高精神境界的化身。在这八十四则里面,有一则是这样的: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孔子对于何谓君子的回答非常的简洁,“问心无愧,何来忧惧?”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君子了。这一则代表了我们民族精神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内省。

  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如果能一日三省,向自己发问,对自己剖析,那么还会有担心和恐惧的事情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世上有几人能够严肃认真的面对自己的灵魂呢?“知耻近乎勇”,推及一个政党,有没有勇气不断反省、及时更正所犯下的错误呢?有没有灵活辩证的思想去对待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而不是僵守旧模式呢?所以说,能直面现实、忠诚灵魂的才是真正的勇士。

  我们知道,长征肇始于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失败,之所以失败有多种原因,从我们主观方面来看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对战斗形势、敌我力量对比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红军的长征转移就是对于这个错误的及时弥补。但是也并非一帆风顺,党内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思想,可贵的是,我们的党却一直没有放弃同错误思想作斗争的努力,至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思想, 制定了红军后面的战略方针, 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 这次会议是中国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也是我们党发展历史上一次自我批判、自我检讨的勇敢尝试。在这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同错误同逆流的斗争不止这一次。真正的人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革命战斗形势的正确把握,一次次,不断的进行着向着正确道路的努力和前进。正是如此真诚和自觉的检讨才使得长征路成为一条走向队伍壮大和胜利的路。所以长征精神之一就是忠诚于自己信仰和灵魂的君子之勇。只有真正的战士才敢做出这样的内省和自查。

  “君正,莫不正”。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生力军,在历史抉择的重要关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而人民也因此在历史中选择了他们。儒家精神的传统践行者大多对于“君子之勇”只是停留在口头的表达和践行者个体行动的证实上,而作为以谋全人类幸福为主旨的政党,却可以从口头落实到实际中,超出从个体上升到到整体中。所以是君子之勇的传统的最好体现。

  《易经·象辞上传》中《乾卦》第一句是这样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讲出了什么?讲出了“天”与“人”的关系,讲出了人的自觉和努力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人的主体意识觉醒,认识到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时候,所要做的就是“自强不息”,而不是怨天尤人。而这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魂之一,是我们炎黄子孙生存、发展、壮大历史的最好概括。

  所以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奋斗史,我们党在七十多年前所进行的长征也是一部在中国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为了争取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的奋斗历史。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何去何从成为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最终选择了战略转移,保存更多的有生力量以和敌人进行日后的战斗。常言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一息尚存,就有实现理想的可能。庄子曾说“哀大莫过于心死”,只要心中的希望不破灭,哪怕这种希望是多么的微小,也终能在时间的历练下成为燎原之火。人认识到了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他们责无旁贷的承担起来,用百折不挠的意志,战胜了无数困难,许多长征的路途都是在红军走过以后才第一次有了人的足迹,变成了“路”。衣衫单薄、空腹赤脚的红军却一步一步的丈量出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许多人会对此大惑不解。我想到了孔子对于他的学生颜回的赞扬:“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 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难道是颜回喜欢过简陋的生活吗?那为什么在“人不堪其 忧”的时候,颜回还能乐在其中呢?是因为他心中有“义”,有更高的理想。同理,红军正是崇高理想追求的支持下创造了活生生的人间奇迹。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发展强盛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动力来源。在历史赋予的重任面前,义无反顾,卧薪尝胆,终于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走完了充满艰辛坎坷的漫漫长征路,带领中国革命和社会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历史上无数鲜活的例子也一次次的证明了这种精神力量的强大和重要。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上运用这个法宝取得胜利的典范,并以其穿越时空的魅力鼓舞着新时代的建设者为了民族繁荣强盛的理想继续奋斗。

  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的1935年5月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首次提出了“长征”一词。此前,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目标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提法是“突围行动”和“长途行军”;遵义会议后提出“西征”。这张布告首次用了“红军万里长征”一语,“万里”是从瑞金算起的行程,“长征”则表现了红军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后的振奋和自豪。“长征”一词很快就用开了。1935年9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首次提出“二万余里的长征”。到陕北后,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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